孝南：税宣“春风”助企“向新而进”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原因，贸大法学院在国内法学院系中的地位。

(45)[法]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93、113页。若仅仅是对现实的完全肯认，失去任何理性分析和建构能力，显然无法推导应然。

关于政治法话语，众多法教义学论著中，仅张翔教授在其《宪法教义学初阶》(以下简称张文)中作出了专门论证。托克维尔也说：社会状况一经建立，它立刻可以公正地被认为几乎是规定国家行为之法律、惯例和思想的一切来源：举凡非它产生的东西，它都加以变更。(17)托克维尔不仅仅列举了美国民主体制给美国带来的繁荣与稳定，更列举了民主可能产生的无限弊害。(42)[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0页。(44)分工与人民联合的内在秩序之间获得某种必然的联系。

事实上，民主体制中这种力量和意志之间的不协调往往有演变成常态化的危险。因为他们相信实证主义的科学工具与任何意义上的世界观无关，从科学角度看，世界观不过是科学研究必须摒弃的偏见。[16]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7] [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页。

在《古代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身份到契约，更多的是从人法这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推衍开来的。不仅是对于单独一方的依附，更是经受来自教会和封建主的双重压制。现代人尽管对于古典传统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情感，但是对于现代人而言，古典传统只是一种身处彼岸、难以被现世触碰得到的乌托邦，现代人是无法回得去的，而唯有犹如对镜看花般寻求些许精神慰藉——现代人过于自负，虽迷恋过去，但却不屑回到过去，他们坚信美好的未来一定会胜过彼岸的过去。概言之，封建领主基于其土地所有者的身份，而获得了对契约另一方的人身支配权。

（三）古希腊身份政治的义务伦理 应该说，古典身份传统自始承载着一种伦理：在身份制下，身份不仅意味着权利（权力），也意味着义务和责任。柏拉图依据自然正义论，即人应该按照自己的天赋和自然本性来承担城邦的一项工作，提出著名的金银铜铁论，认为虽然不排除禀赋遗传不一致的可能，但人的天赋在大多时候是可以继承的，即金生金、银生银——说到底，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仍然是一种静态的身份固守，因而必然无法直面现实中高度运行的身份博弈。

而这种身份观，显然无法应对城邦衰落的现实。这里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身份从理想渐渐沦为最坏，义务公民与共同体的休戚与共渐渐沦为了特权与专制的代名词？究其缘由，是由于作为古代社会的基本维系机制的身份，是一种封闭的身份制。亚里士多德升华了柏拉图的设想。而从现实维度而言，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公民身份所承载的义务伦理着实不堪一击。

服从成为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贡斯当指出，狭小的领土及其所导致的好战精神，使安全、独立和生存成为古代国家永恒的兴趣或者说几乎是习惯性的关注。但由于能够实现价值的只有一种身份，即统治身份，因此，此身份对于其他身份，即是特权。就此而言，中世纪之初之所以如此混乱，与其说是作为征服者的日耳曼人非常低下的管理水平和才能的欠缺导致，毋宁说是日耳曼人民族性格中内在的那种对于秩序的淡漠感所造成的。

[5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39] 参见王亚平：《浅析中世纪西欧社会中的三个等级》，《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

[14]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张竹明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城邦政治最终走向末路，身份政治随之淡出。

奴隶制的存在将手工业委托给带镣铐的人，从而让自由人得以有闲暇关注政治生活。亚里士多德将人理解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在本性上而非偶然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鄙夫。哈贝马斯指出，现代一词为了将其自身看作古往今来变化的结果，也随着内容的更迭变化而反复再三地表达了一种与古代性的过去息息相关的时代意识。而古希腊有关人与社会（共同体）关系的政治实践堪称典范，为后世留下了一笔极为宝贵的思想和制度资源。[18] [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7页。这一点可能受困于梅因那个时代历史科学的成熟程度。

四、中世纪的双重身份专制与义务强迫 （一）野蛮时代的无序 当被称为蛮族的日耳曼人开始侵吞罗马帝国之时，欧洲文明便开始进入重生期。（三）封建主义下的封建主专制 如果说基督教会提供了混乱年代的精神指引，那么，世俗制度的应变和自我修整，则孕育了稳定社会的制度框架，封建主义就此起源。

封建所有者的重要性纯粹是个人的重要性……他自己上面没有一个他仅作为其代表和解释者的上司，在他的旁边没有一个与他地位相等的人。在《古代法》一书中，梅因指出：‘身份这个词可以有效用来制造一个公式以表示进步的规律，这个规律是足以确定的。

作为一个个人的人则是同亚历山大一道开始的。而现代社会藉以打破古代身份社会的手段和工具，就是权利，准确来讲，是个人权利——权利由此取代身份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维系纽带。

从罗马共和国到帝国体制的建立，可以说是罗马扩张的必然。[14]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家庭是最早形成的共同体，然后联合成为村落，当多个村落为了满足生活需要，以及为了生活得更美好结合成一个完全的共同体，大到足以自足或近于自足时，城邦就产生了。可以看到，人性的弱点在雅典爆发的瘟疫及随后遭遇惨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暴露无遗。如果忽视了古希腊政治意义上的身份，那么对从身份到契约的理解必然有所偏颇——后世学者普遍将其理解成从等级到平等、从人治到法治的进步过程，实际上，这些误解不光是在现代价值的框架下忽略了古代社会身份传统的主体意义[7]，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这或许是由于梅因对古希腊历史阶段的缺位，而给后世学者带来的误导。

罗马同样是一个依赖身份维系的社会，希腊公民身份承载的共和理想一直是罗马初期着力回归的传统。尼采意识到，现代社会的兴起就是奴隶反对主人的一场运动，而在价值层面，就是奴隶低贱价值观反对主人高贵的道德观的一场彻底革命。

（四）一仆二主 就此，中世纪形成了三个等级：教士、贵族和平民。[4] [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0-112页。

可见，多元身份的基础在于个体的人格平等和人格价值。因此，古代社会身份制下没有个人观念。

然而，对于权利的这种误解，却不是现代人的故意为之，也绝非个别人的偶然所为。事实上，正如梅因所分析的，罗马国家建立在家庭的联合之上，这种宗法的集合体，比国家、部落更加古老一些，在血缘同国家的组成已长久失掉了联系后，还在私法上留有痕迹[35]。以平民为主要构成的公民团体，因此分崩离析，徒具其名。[21] [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页。

而正是后者，才使教会不致沦为大众的对立面，并使其内部得以保持新鲜的活力。[48] 如古罗马后期由国家授予公民身份。

这一政治，乃是从广义上讲的，即作为整体的活动及其目的以及公民总体的生活方式[8]。就此而言，古希腊是身份传统的发端。

而各种制度的演变，则可以简化为作为制度主体或客体的身份范围的变化与身份的转换。简单地用几句话概括这一观念，即是：世人多作恶，举步可登程，恶路且平坦，为善苦攀登。